单恋默剧 一
老存货了，希望大家喜欢～
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小时候在乡下的家里的时候，母亲总是这样夸奖我的弟弟葵和妹妹樱：
“真是聪明的孩子呢！”
但是我得到的夸奖，往往是母亲安慰的语气：
“小菊真是个认真的好孩子呢！将来也会越来越聪明吧。”
我从来都听母亲的话。于是我就一直努力着，一直认真着，母亲也一直那样温柔地安慰我。在北海道那个小镇上，少年的我似乎成了认真的代名词。我近乎执拗的少年意气让我坚信母亲的话，觉得自己会越来越聪明，一直坚信着，就像我从少年时就开始练习如何在雨天保持裤脚和鞋子的干净整洁。
这种事情一直持续到我17岁，考上了东京都的大学。
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让裤脚和鞋子在雨天里保持洁净整齐。
离开北海道那天，在站台上，父亲用他宽厚的带着烟味的手掌拍拍我的脑袋，以我从没有从严肃的他嘴里听到过的温柔语气和我说：
“以后就一个人独立生活了，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一定会活得很聪明。”
然后站台的喇叭里传出冷冰冰的女声，我从父母的手里接过行李，走进玻璃和钢铁打造的未来。
我那时想，我已经是一个聪明的人了。
这种幼稚的想法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当我在结束了第一天乱糟糟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公寓大楼的时候，我的裤脚和鞋子都变得湿漉漉并且皱巴巴的。我又回到了那个笨拙的我。
回想起来，就连这些细小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7年。30岁的我，依旧和15岁的我一样，笨拙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本田菊从来，不是一个活得聪明的人。
我的同事们来自日本和世界的四面八方，在我看来，他们尽是一些活得自由又漂亮的人。
“三十岁的人啊，还保持着这样的可爱，真叫人惊讶。”
我的搭档尼德兰先生这样评价我。
这个27岁的荷兰先生不大会说日语，就住在我的楼下。他是难得几个会很照顾我的人，照顾我的笨拙。
我的美国上司却从不这样。
“菊，你的业绩可不能再下降咯！”
他今天早上用含糊不清的英语和我说，嘴里嚼着汉堡，眼镜儿架在鼻梁上，脸上挂着美国人的笑容。外面的雨声淅淅沥沥，他的桌子上放着我的业绩表。
我以为我会淡然处之，没想到，短短几分钟，我就揉皱了我西服的衣角。
路过休息室的时候，淡淡的烟味儿在玻璃推拉门前弥散着。几个前台的女孩儿在里面低声讨论着什么，雨声慢慢地散开。我好像听见了落在梧桐落叶上的水滴，一滴，两滴，一个小小的涟漪。
若说东京这个地方有什么叫我喜欢的，也许就是秋天了。
只有在秋天，我才能得到片刻的喘息，才能偶尔觉得自己又有那么一会儿变得很聪明。
“他没有为难你吧，那个美国人？”
快过休息室的时候，尼德兰用生硬的日语低声问我，好听的男中音带着淡淡的烟味。我扭过头去看他，他的绿眼睛看着窗外，一半脸被阴暗的光线遮住了，绿色的眼睛没有看我。
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他说。他对面的路德维希先生看着我，手里的烟慢慢地燃烧着。
雨声越来越大了。有人在休息室里买了咖啡，咖啡的苦味和烟味都融进了雨里，梧桐叶又落下一片。
我在这家外资企业工作了七年，依旧不会和这些比日‖本人都多的外国人相处。
就像这七年来，我依旧没有学会不像一只笨拙的鸵鸟一样把自己的脑袋和怯弱藏进雨天里。
“今天得拜托你和我一起走了，我没有雨伞。”
尼德兰抽完了烟，突然和我说了一句，接着，又和路德维希先生用法语或德语聊天去了。
我的头突然疼起来，很疼很疼。我的舌头在嘴里窜动，但我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我走回办公室，茶已经凉了。外面的雨滴敲在玻璃窗上。那种急切又温柔的声音回响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让人觉得莫名地心安。
一瞬间，我又逃离了现实。
中午停了一会儿的雨，下午却变本加厉了。雨滴打在玻璃窗上的冷意让我的头痛也变本加厉了。我的胃也疼起来。电脑屏幕上的小字面目可憎。我把自己缩进椅子里，可得不到丝毫的缓解。梧桐叶子落下更多。整个东京都被水汽溶解了。
我有些欢喜，可身体的不舒服却叫我想哭。
我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有时候，我会像我的妹妹樱一样思考问题，会考虑如何用一个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地包裹起来，保护起来。
我看看电脑旁小镜子里自己的脸，白得和死人差不多，就连唇也毫无血色。我抱进自己的膝盖，让自己更小地缩在我的椅子上。
一件宽大的西服落在我的身上，是我的上司阿尔弗雷德。他把手放在我的后背，掌心的热度让我的心跳的快了一点儿。
“不要生病”
他说，还是用英语。
我没什么力气抬起头来。只感觉他的手离开了我的后背。尼德兰此刻一定在瞪着绿眼睛看他，然后，他用蓝眼睛瞪回去。我见多了这场景，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雨继续下着。阿尔弗雷德那件带着体温的西服很暖和，我不知不觉就窝在椅子上睡着了。梦里的我，依旧那样，孤独而笨拙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着。背景是北海道一望无际的雪地。我的脚印印在雪地上，他们夸奖我，你很努力。
我再次醒来时。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我的电脑被关了。尼德兰站在我身边，手里拎着阿尔弗雷德那件西装外套。
我一下子惊醒一样，看了一眼表：
6：45
我匆匆忙忙地穿好外套，收拾好公文包。近乎小跑地往外走着。尼德兰跟在我后面，点燃了一支烟。
我在公司门口撑开伞，把伞交给尼德兰。他举着伞，我们快步赶向500米以外的地铁站。我走得很着急，雨点打湿了我的皮鞋和西装裤。
拥挤的人潮，怪异的气味，各色的人群，雨天里大家湿漉漉的衣服鞋子。这些都在地铁里。但我还要再快些，去赴那个约。
7点整。
我和尼德兰挤进那个门，我的心跳快得如同着急的雨滴，恨不得重力会更大一些。喉咙里甜腻腻的，喉结不停地上下滑动。
可这一切就那样戛然而止了。在一瞬间。
那个金发的男人依旧坐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塑，粗粗的眉毛在绿眼睛上平静地平放着。黑色的雨伞靠在座位边。依旧是黑色的西装，白色衬衣，绿色领带，翘着二郎腿的姿势。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约。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叫什么。我们从三个月前开始，每天相遇在同一趟地铁的同一个车厢，隔大约十步的距离，他坐着，我站着，从不改变。
他叠起的膝头上放着一本书，东野圭吾的《白夜行》，英文版。
我的手里也捧着一本书，狄更斯的《圣诞赞歌》，日文版。
整个嘈杂的，闷热的，压抑的湿乎乎的车厢变得清明洁净，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两本书。
在他下车之前，我总有感觉，我似乎不再是一个人笨拙而孤独地前行着。他那只骨节分明而修长的手，似乎在冥冥中握住了我的手。我们都忽然不再继续窝在自己的世界里继续孤独，而是变得热烈，变得活泼。
冷而暗的蓝色，变成了暖而明的橙色。这不可思议的转变，就在这限定的三十分钟内发生着。
他比我早两站下车，于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孤独的本田菊。
等我和尼德兰走出地铁站的时候，雨已经停了。落下的、残缺的叶子在公寓前的坂道上散着。水流进下水道，道路上的积水映出我们的影子。
“阿尔弗雷德是个gay。”尼德兰突然平静地说。
“我是知道的。”
“他上次喝酒的时候说过，如果有机会，他会选择你和他交往。”
尼德兰又点燃一支烟。淡淡的烟气在潮湿的空气里来回冲荡，快落下的太阳染红了地上的积水。
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死了。
直到回家，我们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天完全晴了。夕阳把我空荡荡而整齐的公寓霸道地用红蓝交加的色彩填满。很快，霓虹灯就取代了它的位置。
我又开始讨厌东京了。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尼德兰打来了电话。
电话接通很久，他也没有说话。就在我准备挂掉电话的时候。他干涩的男中音才从电话那一边传来。
“我也这么想。”他停了停，又补充一句，
“忘了吧，等我三十岁的时候再和你说。晚安”
我等着电话挂断。下面的窗口的灯一下子关了。
头再一次疼起来。
三十岁的我，和十五岁的我一样，在床上沮丧地躺平。
我又想到了那个人。他的金发，他的手指，他的粗眉毛，他的尖头皮鞋，他的书。
也许吧，这世界上总是需要一些孤单的人，来调和这整个世界奔放热烈而荒谬的色调。
我睡着了。梦里的我，在东京的街头孤独而笨拙地前行。
